专家信息:
刘远立,国务院参事,现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卫生健康管理政策学院执行院长,卫生政策与管理学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2013-2020年担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1993-2013年曾在哈佛大学工作20年,是卫生健康体系学的创始人之一,并一直担任该学科的博士生导师。非典后,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成立中国中心(China Initiative),刘远立教授被哈佛大学任命为中心的创始主任,在其担任中心主任的10年期间,刘远立教授领导了哈佛大学与中国在卫生健康以及社会发展领域的全方位合作,包括开展高官高管培训、应用型科学研究、高层战略对话等项目,并于2011年创立中美健康峰会。主要社会兼职包括:国务院深化医改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央统战部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专家组成员、国家卫健委健康促进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专家组成员、欧美同学会留美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现代医院管理能力建设专家委员会医改分委会主任委员。1993年以来,深入参与了中国卫生健康领域一系列重大政策研究与战略咨询,包括《“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相关研究。他担任过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顾问委员会委员,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以及世界500强企业的战略顾问。培养学生工作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教学相长,2013年以来,培养硕博研究生百余名。截止2023年12月,累计开办“刘老师公开辅导课”101期,编著出版8部学术专著,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文章400余篇。2022年度入选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2022、2023年度连续入选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职业生涯影响力“榜单及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年度影响力“榜单。
教育及工作经历:
1987年获得同济医科大学医学硕士学位。
1988年获得哈佛大学科学硕士学位。
1995年获得明尼苏达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94年起任职于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是“卫生体系学 ”创始人之一,并从2000年至今在哈佛大学担任该学科的博士生导师。
2005年被任命为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项目部主任,负责领导哈佛大学与中国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2006年,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聘为卫生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负责领导中心围绕健康发展和卫生政策领域开展学术研究、政策咨询和教育培训等活动。
学术兼职及社会任职:
1、中国卫生部卫生政策与管理专家委员会。
2、"健康中国2020"战略规划专家组成员。
3、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顾问委员会委员。
4、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5、民政部全国养老服务业专家委员会委员。
6、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改革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7、欧美同学会留美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8、《中国医院院长》专家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9、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10、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等国际组织的项目顾问。
主讲课程:
开设了协和医学院第一门网上公开课《卫生体系学》。
研究生招生情况:
硕士研究生
1(120402)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2(105300)公共卫生
博士研究生
1(100401)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博士)
团队展示:
研究方向:
主要着眼于运用经济学等工具探寻发展中国家卫生体系的效率和公平问题之解决办法,在非洲和亚洲 10多个国家开展过有关公共卫生(如:艾滋病防治)与卫生体系改革的学术研究。
承担科研项目情况:
1. 国家卫建委健康中国建设揭榜攻关中标课题. 健康中国“1+N”综合评价指数测算标准及评估机制研究,2023/6-2024/6 ,主持。
2. 国家医疗保障局招标中标课题. 新时代医保经办转型研究,2023/6-11,主持。
3.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委托课题项目. 中西医结合内涵研究,2023/6-2024/6,主持。
4.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委托课题项目. 基本药物制度在促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中的作用研究,2023/6-12,联合主持。
5.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与健康科技创新工程服务重大协同创新项目. 卫生健康体系学视角下的健康中国建设战略研究,2021/10-2025/12,主持。
6. 国家卫生健康委委托项目, 公立医院出院患者规范化随访体系研究项目,2021/01-2023/12,主持。
7. 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司委托项目, “两癌”检查项目评价研究,2021/01-2021/12,主持。
8. 中国工程院重大战略研究与咨询项目. 现代医学与卫生健康体系规划研究:发展健康经济与医疗保障体系研究子课题,2021/02-09,主持。
9. 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秘书处委托、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十周年评价:公共卫生体系子课题,2019/06-2019/12,主持。
10. 湖北省宜昌市卫健委委托项目,宜昌市建设全国健康城市评价体系研究(2017-2020年),2018/12-2021/09,主持。
11. 国家卫健委委托项目,“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效果评估(2018-2020年),2018/11-2021/07,主持。
12. 国家卫计委基层司委托项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十年效果评估,2018/09-2018/12,主持。
13. 北京市医改办委托项目,北京市各区医改绩效综合考评第三方独立调查项目(2018-2019年),2018/01-2018/06(2018年),2019/01-2019/06(2019年),主持。
14. 四川省泸州市卫健委委托项目,泸州市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战略合作,2018/01-2020/12,主持。
15.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委托项目,中医院“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效果评估(2017-2018年),2017/11-2018/03(2017年),2018/11-2019/07,主持。
16. 四川省泸州市卫健委委托项目,四川省泸州市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阶段性评估,2017/09-2018/09,主持。
17.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与健康科技创新工程服务“一带一路”战略先导科研专项任务,全球健康政策研究,2017/07-2020/12,主持。
18. 宁夏省卫计委委托项目,健康宁夏2030建设监测与评估,2017/07-2018/12,主持。
19. 国家卫计委委托项目,面向2050的健康中国建设与制度发展完善研究, 2017/03-2018/02,主持。
20. 国家卫计委委托项目,健全药品供应保障机制深化药品流通领域改革研究,2016/03-2016/12,主持。
2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1532014,基于健康大数据的新兴公共卫生管理研究, 2016/01-2020/12,主持。
2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两岸项目,71661167004,老人社区协同照护智慧系统开发与实现, 2016/01-2018/12,主持。
23. 国家卫计委委托项目,“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效果评估(2015-2017年),2015/11-2018/03,主持。
24. 国家卫计委委托项目,医疗卫生领域行业组织在卫生治理中的作用, 2015/04-2015/12,主持。
2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473270,“健康农村”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和简易评估工具开发, 2015/01-2018/12,主持。
26. 国家卫生计生委规划信息司委托项目,国际卫生计生事业发展趋势对中国的借鉴(国家卫生计生事业“十三五规划”前期研究之一),2015/01-2016/01,主持。
27. 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委托项目,国家健康促进智能网络试点,2015/01-2015/09, 主持。
28. 国务院医改办委托项目,县级公立医院改革案例研究, 2014/02-2015/2,主持。
29. 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项目,医疗卫生体系绩效改善指标体系和关键工具研究,2013/12-2018/03,主持。
主要项目简介: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委托项目“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第三方评估:
受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委托,对全国三级公立医院开展了连续六年的第三方评估,旨在了解全国三级公立医院对“行动计划”的落实情况和实施成效,通过横向和纵向比对分析,为医院进行针对性改善短板领域、政府进一步合理推进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提供重要的决策证据参考。评估工作开展六年来,每年向国家卫健委递交《“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第三方评估报告》,为中央及各省政府制定下一步发展计划提供重大决策支持;评估结果对全国三级医院起到了客观评价和指导作用,促进了各医院有针对性的加强制度建设,持续改进服务质量;此外,自评估实施以来,研究团队发表相关中英文学术论文近百篇,为相关学者在本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研究参考。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健康大数据的新兴公共卫生管理研究”(项目编号:71532014):
项目以大健康为理念,以4P理论(Predictive、Preventive、Personalized、Participatory)为指导,以大数据与复杂网络为手段,以脑卒中为典型应用,围绕重大公共卫生管理问题——脑卒中三级预防的全流程,在疾病传播规律、预测预警模型、危机管理模式、 数据共享机制和服务价值链四个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应用研究,在此基础上将实证研究和试点应用的成果转化为管理决策,在利用大数据驱动公共卫生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方面做出了重要创新性突破。共计产出SCI/EI期刊或会议论文37篇、中文核心8篇,培养研究生18名,参与国内外学术交流13次,申请发明专利6项、软件著作权2项,并额外产出重要政策影响成果4项,应用性成果6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重要政策影响成果包括两项:一是22名两院院士参考本课题研究结果撰写的院士建议“筛查和干预中年人中风的风险刻不容缓”,得到了习总书记亲自批示和刘延东副总理两次批示;二是关于推动医疗健康大数据共享的政策建议递交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得到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于学军副主任和信息规划司毛群安司长的批示。
科研成果:
1. 参与了中国卫生改革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研究和政策咨询,通过多年开展干预性研究、组织干部培训、举办或参与各种高层次论坛等活动,在建立中国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城市医疗救助制度,医药价格体系改革、医疗服务领域政府与市场相对作用的界定、医药卫生体系的绩效评价、医疗服务集团化建设、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县乡村一体化管理、跨区域的协同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移动医疗与数字医疗体系建设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和咨询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2. 作为世界银行的顾问,刘远立教授帮助建立和加强了 “中国卫生经济培训与研究网络 ”。他出版过 6本中英文学术专著,在国际和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过 100多篇论文。
3. 与哈佛其他同事一道创建了服务于全球医改的一个新的交叉学科——卫生体系学, 并于2014年9月在中国MOOC大学开设了协和医学院第一门网上公开课《卫生体系学》。
4. 在非典以后在哈佛创办了一个中心(“哈佛中国行动计划”),专注于帮助中国卫生系统培训高官高管,搭建了高端对话平台,包括在2007年、2009年成功举办了两届中国社会发展论坛,并从2011年起,组织年度“中美健康峰会”。
出版专著:
1. 刘远立. 全国改善医疗服务创新案例[M]. 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21.
2. 刘远立. 中国老年健康研究报告(2020-2021)[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3. 刘远立,马晶. 卫生健康发展改革的痛点难点[M]. 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20.
4. 刘远立,马晶. 健康科技与制度创新[M]. 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9.
5. 刘远立,郑忠伟,饶克勤,王深远. 老年健康蓝皮书(201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6. 刘远立,马晶. 大健康·大趋势[M]. 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8.
7. 刘远立,李蔚东. 构建全民健康社会[M]. 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8.
8. 刘远立. 健康中国蓝皮书. 健康中国建设研究报告(2023)[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
代表性论文:
2023年
1.刘远立.促进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J].行政管理改革,2023,No.162(03):4-11.
2.秦冰,赵金红,杜昕昱,胡琳琳,刘远立.我国三级公立医院合理用药指导开展情况与趋势分析[J].中国医院,2023,27(06):26-29.DOI:10.19660/j.issn.1671-0592.2023.06.07.
3.张玉,曹曼,韩雪燕,关天嘉,沈惠中,刘远立.中国城乡家庭燃料燃烧导致的室内细颗粒物污染特征及差异研究[J].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报,2023(已接收)
4.郭燕青,曹曼,韩雪燕,张玉,关天嘉,刘远立.中国城市不同交通方式间空气污染物暴露水平比较研究概况[J].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报,2023(已接收)
5.顾晗昕,刘洋,刘远立.政策工具视角下社区老年人跌倒干预国际比较研究[J/OL].中国全科医学:1-9[2023-06-28].https://kns-cnki-net.webvpn.cams.cn/kcms/detail/13.1222.R.20230526.1110.003.html.
6.王越,刘美岑,刘远立.我国49家三级综合医院肿瘤科住院患者满意度及影响因素调查[J].中国卫生质量管理,2023(已接收)
7.姚涵,孟晓阳,卢涛,王炳龙,刘远立*.智能化技术趋势下的医院信息化建设研究[J].中国医院管理,2023,43(12).
8.姚涵,黄登敏,俞清源,米嘉润,郭燕青,刘远立*.患者报告结局的信息化发展与应用[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23,39(04):316-320 DOI: 10.3760/cma.j.cn111325-20220923-00824.
9.郭然, 曾典, 胡裕涵, 等 . 价值医疗视角下的中医药优势评价思路与方法[J]. 科技导报,2023, 41(14): 14-21; 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23.14.002.
10.Zhao Q,et al. Medical Conditions and Prefer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sults from the China Healthcare Improvement Evaluation Survey. Patient Prefer Adherence. 2023;17:227-237.
11.Liu M, Hu L, Xu Y, Wang Y and Liu Y (2023) Patient healthcare experiences of cancer hospitals in China: A multilevel modeling analysis based on a national survey. Front. Public Health 11:1059878. doi: 10.3389/fpubh.2023.1059878
12.Cao M, Zhao J, Huang C, Wang X, Ye L, Han X, Yu W, Yin Z, Zhang J, Liu Y. Assessing vaccine hesitancy using the WHO scale for caregivers of children under 3 years old in China[J].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2023, 11: 1090609.
13.Liu Y, Kabba JA, Xu S, et alRegional and temporal trends of falls and injurious falls among Chinese older adults: results from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2011–2018Injury Prevention Published Online First: 19 May 2023. doi: 10.1136/ip-2022-044833.
2022年
1. 刘远立.树立积极老龄观促进健康老龄化[J].行政管理改革,2022,No.152(04):15-20.DOI:10.14150/j.cnki.1674-7453.2022.04.004.
2. 尤莉莉,刘远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十年评价(2009—2019年):实施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意义和经验[J].中国全科医学,2022,25(26):3203-3208.
3. 尤莉莉,赵金红,陈新月,杨凌鹤,刘美岑,潘钰婷,张思琪,刘远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十年评价(2009—2019年)系列报告(二)——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十年的进展与成效[J].中国全科医学,2022,25(26):3209-3220.
4. 尤莉莉,陈新月,杨凌鹤,赵金红,潘钰婷,张思琪,刘远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十年评价(2009—2019年)系列报告(三)——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十年:挑战与建议[J].中国全科医学,2022,25(26):3221-3231.
5. 尤莉莉,陈新月,杨凌鹤,赵金红,昝子晴,张并立,刘远立.以效果为导向的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中国公共卫生,2022,38(05):589-596.
6. 裴晨阳,马晶,孙威,王琳溪,李艾妍,曾典,李英华,田向阳,刘远立.中国女性乳腺癌防治素养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中国健康教育,2022,38(03):195-198+207.DOI:10.16168/j.cnki.issn.1002-9982.2022.03.001.
7. 张羽欧,程汉超,孙静,刘远立.我国136家三级公立医院实施药品零差率政策及经济运行情况分析[J].药物流行病学杂志,2022,31(08):549-556.DOI:10.19960/j.cnki.issn1005-0698.2022.08.008.
8. 杨思琪,杜昕昱,刘远立.我国三级公立医院护士薪酬满意度调查[J].中国卫生质量管理,2022,29(08):57-62.DOI:10.13912/j.cnki.chqm.2022.29.08.14.
9. 杨凌鹤,刘美岑,曹曼,温中一,廖子锐,刘远立.我国三级肿瘤医院多学科诊疗模式开展现状调查[J].中国卫生质量管理,2022,29(10):40-44.DOI:10.13912/j.cnki.chqm.2022.29.10.09.
10. 赵金红,秦冰,闫润楠,马晶,胡琳琳,刘远立.我国三级公立医院主要医院感染指标现状及趋势分析(2018—2020)[J].中国感染控制杂志,2022,21(06):524-531.
11. 季佳林,胡琳琳,王焕倩,谢文军,刘远立.浙江省台州市居民传染病防治素养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全科医学,2022,25(04):467-474.
12. 刘芳,赵琪,郭然,卿慧玲,程瑶,罗莎,刘远立.某三级甲等中医院住院患者出院前后对医院满意度的比较[J].中国研究型医院,2022,9(01):32-35.DOI:10.19450/j.cnki.jcrh.2022.01.008.
13. 刘远立,马晶. 中国政府科学调整疫情防控重点及其措施.中国日报,2022年12月20日
14. Yan, X., Liu, Y., Cai, M. et al. Trends in disparities in healthcare utilisation between and within health insurances in China between 2008 and 2018: a repeated cross-sectional study. Int J Equity Health 21, 30 (2022). https://doi.org/10.1186/s12939-022-01633-4.
15. Yan X, Liu Y, Rao K, et al What is the major driver of China’s hospital medical expenditure growth? A decomposing analysis BMJ Open 2022;12:e048308. doi: 10.1136/bmjopen-2020-048308.
16. Mengjia Zhi, Linlin Hu,...Yuanli Liu.Analysis of the Cost and Case-Mix of Post-Acute Stroke Patients in China Using Quantile Regression and the Decision-Tree Models.Risk Management and Healthcare Policy.2022.
17. Shen B , Guan T, Du X,...Liu Y. 2022 . Medication Adherence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of Hypertensive Patients in China: A Community-Based Survey Study. Patient Preference and Adherence, 18 May 2022 Volume 2022:16 Pages 1257—1268. DOI:https://doi.org/10.2147/PPA.S363148.
18. Liu, M., Hu, L., Han, X.et al.Financial toxicity in female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a national cross-sectional study in China.Support Care Cancer 30, 8231–8240 (2022). https://doi.org/10.1007/s00520-022-07264-3.
19. Liu M, Huang D, Liu Y. Financial toxicity of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in China: Results from a National Survey Study. Cancer Med. Sep 21 2022;doi:10.1002/cam4.5244.
20. Man Cao; Tianjia Guan; Mingkun Tong; Jiajianghui Li; Hong Lu; Xinyue Yang; Ruohan Wang; Hengyi Liu; Baohua Chao; Yuanli Liu; Tao Xue. Greenspace exposure and poststroke disability:a nationwide longitudinal study. Eco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 2022,246;DOI:10.1016/j.ecoenv.2022.114195.
21. Lian J, Chen X, Su X, Si M, Dai Z, Fu J, Yu F, Mi G, Liu Y. HIV testing and related factors among 50 years and older MSM in China: results from a cross-sectional study. AIDS Care. 2022 Apr 8:1-6. doi: 10.1080/09540121.2022.2060493. Epub ahead of print. PMID: 35392734.
2021年
1. 胡琳琳,支梦佳,黄春芳,崔妍妍,刘远立.急性后期医疗服务医保支付方式的美国经验与启示[J].中国医疗保险,2021(10):75-80.
2. 白媛媛,郝晋,樊子暄,张玉,胡琳琳,马晶,刘远立.患者健康生活方式指导服务满意度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卫生质量管理,2021,28(11):6-10.
3. 张轩,杨思琪,吴依诺,郭燕青,王越,马晶,胡琳琳,刘远立.医生对患者参与治疗决策的认知和实践现状[J].中国卫生质量管理,2021,28(11):1-5+8.DOI:10.13912/j.cnki.chqm.2021.28.11.01.
4. 樊子暄,赵金红,张羽欧,秦冰,马晶,孙静,胡琳琳,刘远立.我国三级公立医院出院患者随访工作现状调查[J].中国卫生质量管理,2021,28(11):11-14.DOI:10.13912/j.cnki.chqm.2021.28.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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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杨泽荣,刘远立.孤独症患者康复服务政策的国内外比较研究[J].中国优生与遗传杂志,2021,29(04):582-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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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廖子锐,田雪晴,关天嘉,刘远立,王陇德.第三方机构参与健康医疗大数据共享模式探讨[J].中国公共卫生,2021,37(07):1173-1176.
11. 陈新月,尤莉莉,连隽,杨丽,刘美岑,廖子锐,杨凌鹤,赵金红,樊子暄,杨思琪,昝子晴,刘远立.基于扎根理论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提供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J].医学与社会,2021,34(07):20-24.
12. 曹曼,赵金红,张娟,余文周,尹遵栋,曹雷,叶家楷,吴静,曹玺强,舒溢辰,王海涛,王向林,刘远立,冯子健.儿童家长预防接种后留观时间及其相关因素分析[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21,42(06):1080-1085.
13. 郭然,胡琳琳,胡志民,赵琪,刘远立.我国三级中医医院与综合医院门诊患者满意度关键驱动因素的比较[J].中国医药导报,2021,18(15):133-136+148.
14. 刘远立,徐勇.疫情防控新常态下的公共卫生治理[J]. 中国市长,2021.
15. 刘远立.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现代化[J]. 改革内参,2021.5.11.
16. 刘远立.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健的中国道路[J].行政管理改革,2021(04):14-22.
17. 曹曼,叶丽红,张娟,余文周,尹遵栋,刘远立,冯子健,曹雷,叶家楷,吴静,曹玺强,舒溢辰,王海涛,王向林.社交媒体对儿童家长预防接种相关知识、态度和行为的影响[J].中国疫苗和免疫,2021,27(03):297-301.
18. 曹曼,张娟,余文周,尹遵栋,刘远立,冯子健,曹雷,叶家楷,吴静,曹玺强,舒溢辰,王海涛,赵金红,王向林,黄村榕,叶丽红.家长预防接种收益和风险感知对其为儿童接种非免疫规划疫苗意愿的影响[J].中国疫苗和免疫,2021,27(04):462-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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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构建急救医疗保障体系的国际经验与中国现状 姜雨杉;刘远立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 2013/10/25
10 1993~2010年中国城乡结核病患者卫生服务利用趋势分析 吴静; 饶克勤; 钱军程; 蔡敏; 阮云洲; 刘远立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13/8/15
11 更应关注急救保障体系建设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刘远立 姜雨杉 健康报 2013/2/25
12 社会组织在中国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与机制创新 陶志峰;陈光普;刘远立 中国行政管理 2012/8/1
13 新医改为何未能遏制医患冲突? 刘远立;崔佳 社会观察 2012/5/5
14 医改存在两大问题 刘远立 中国医院院长 2012/1/15
15 中国卫生保障体系:个人和社会责任的和谐(英文) 刘远立 北京论坛(2010)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责任与行动:“全民健康:医学的良知与承诺”医学分论坛论文或摘要集 2010/11/5
16 美国医疗救助制度及其启示 杨玲; 刘远立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9/26
17 如何让人民看得起病 中美医改路径比较 刘远立 中国医院院长 2010/8/15
18 全球医药卫生发展大趋势 刘远立 中国卫生产业 2010/7/5
19 基本药物配送中的六大问题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卫生与发展研究中心 刘远立 健康报 2009/11/26
20 利用数理统计方法筛选健康档案指标 吴静; 饶克勤; 刘远立 包头医学院学报 2009/6/15
21 利用数理统计方法筛选健康档案指标 吴静; 饶克勤; 刘远立 包头医学院学报 2009/6/15
22 我国公共卫生系统架构分析及政策建议 吴静; 刘远立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09/5/20
23 三年试点 五大挑战 刘远立 中国卫生产业 2009/5/5
24 中国医改的重点与难点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行动计划主任刘远立 健康报 2009/4/16
25 以标准化健康档案为核心的社区卫生信息系统模式 吴静; 饶克勤; 吴凡; 刘远立 中国卫生经济 2009/1/5
26 政府与市场的定位 刘远立 中国卫生产业 2007/7/5
27 什么是合理的医疗卫生体系 刘远立 中国卫生经济 2007/6/5
28 借鉴北美经验:提高医疗保险覆盖,征收不良行为税 刘远立 中国医疗前沿 2006/6/30
29 加强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势在必行——以陕西省洛川县的实践为例 杨团; 刘远立 红旗文稿 2006/1/25
30 纵论健康保险体制、机制及其专业化 成思危;马晓伟;王东进;陈金甫;冯国勤;吴定富;吴小平;魏迎宁;鲁志强;戴玉林;傅安平;邓汉雄;李世玲;王建; 刘远立; 李珍; 杨引根; 许志伟; 邝友强; 张剑敏; 李良军; 孙光;李裕民;廖许爽爽 国际医药卫生导报 2004/6/1
31 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合作医疗运行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刘远立;萧庆伦;任苒; 陈迎春; 胡善联 国际医药卫生导报 2003/10/1
32 城市脆弱人群医疗救助机制设计 孟庆跃;安妮; 刘远立; 张振忠; 丁国伟; 卢林; 车伟 中国卫生经济 2003/6/5
33 社区卫生服务与医疗救助项目的监测和评价 李士雪;丁国伟;刘远立;李巍然;王丽; 陈可 中国卫生经济 2003/6/5
34 城市医疗救助制度的设计:主要挑战与创新 刘远立;安妮; 李士雪; 张继祥; 郑红丽; 谷晓明 中国卫生经济 2003/6/5
35 贫弱人群医疗救助基本服务包的设计 刘远立;程晓明;孟庆跃;田军; 周朝晖; 丁国伟 中国卫生经济 2003/6/5
36 甘肃榆中地区健康公平性及其相对变化 吴静; 李竹; 叶荣伟; 刘远立; 饶克勤; 钱军程; 孙祺;李春宇 中国公共卫生 2003/2/10
37 合作医疗需求的经济学研究 刘远立;任苒; 陈迎春; 刘华; 胡善联; 饶克勤 中国卫生经济 2002/5/15
38 因病致贫与农村健康保障 刘远立;饶克勤;胡善联 中国卫生经济 2002/5/15
39 政府支持与农村健康保障制度 刘远立;饶克勤;胡善联 中国卫生经济 2002/5/15
40 合作医疗需求的经济学研究 刘远立;任苒; 陈迎春; 刘华; 胡善联; 饶克勤 中国卫生经济 2002/5/15
41 农村健康保障制度与卫生服务 刘远立;饶克勤;胡善联 中国卫生经济 2002/5/15
42 中国农村的“三个世界”与3种健康保障模式 刘远立;饶克勒;胡善联 中国卫生经济 2002/4/15
43 中国农村健康保障制度的现状分析 刘远立;饶克勤;胡善联 中国卫生经济 2002/4/15
44 中国农村健康保障问题不容忽视 刘远立;饶克勤;胡善联 中国卫生经济 2002/4/15
45 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合作医疗运行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10个县干预试验结果 刘远立;任苒; 陈迎春; 胡善联; 萧庆伦 中国卫生经济 2002/2/15
46 经济转型与健康转变: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之二) 饶克勤;刘远立 中国卫生经济 2001/5/15
47 经济转型与健康转变: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之一) 饶克勤;刘远立 中国卫生经济 2001/4/15
48 中国居民健康转型、卫生服务需求变化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之二) 饶克勤;尹力; 刘远立 中国卫生经济 2000/10/15
49 中国居民健康转型、卫生服务需求变化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之一) 饶克勤;尹力; 刘远立 中国卫生经济 2000/9/15
50 论新形势下合作医疗成败的关键点 刘远立;马进; 张硕 中国卫生经济 1999/4/15
51 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卫生保健筹资与组织政策研究 罗五金;魏颖; 肖庆伦; 刘远立; 韩雷亚 卫生软科学 1999/2/15
52 健康保障制度的系统研究 刘远立 卫生经济研究 1999/1/15
53 论卫生保健的公平与效率 刘远立;费朝晖 医学与社会 1998/6/30
54 中国农村居民门诊服务研究 饶克勤;刘远立;陈育德;肖庆伦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 1998/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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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奖励:
1、入选中组部 "****" 。
做公共卫生领域的开拓者
——记国家“***”特聘专家、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刘远立教授
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近一个世纪以前。自1917年创办以来,是我国最早设有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和护理本科教育的重点医学院校。协和医学院凝练出“坚持医学精英教育、实行高进优教严出、注重能力素质培养、强调三高三基三严、开放办学博采众长、传扬优良文化传统”的办学特色。
为了继承院校几代人“同心同德、和衷共济、勤奋耕耘、开拓创新”的精神,2013年9月,在美国工作、生活了20多年的刘远立教授,作为中组部“*****”特聘专家,回国担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在哈佛大学长期从事公共卫生相关研究的刘远立,希望能够在有着百年历史的协和医学院,创建一个以高质量的科学研究和培养领导型人才的精英教育为使命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公共卫生学院。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刘远立打了这样一个比方:“搞公共卫生就像一个乐团演奏一首交响乐,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传统的公共卫生学院主要是培养乐手,设有类似于‘管乐系’、‘弦乐系’等技术型学系,但缺乏‘指挥系’。协和公共卫生学院是精英教育,我们应当为奏响更多更好的‘中国公共卫生交响乐’培养‘乐队指挥’。政策和管理系出来的学生我希望他们能成为政府和各个领域的‘首席健康官’,用健康交响乐的谱子协调各乐手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
刘远立在现代与未来之间架设起一座梦想之桥,他善于从复杂的事物中抓重点、抓关键、抓命脉,通观全局却又不失细节,他身上散发出的压倒一切困难和挑战的魄力,吸引着大家自觉地汇聚在他身边,既紧张又快乐的工作。
热心公益 心系祖国公共卫生事业
回忆当年的人生经历,刘远立从大学时代开始就与公共卫生研究结下了缘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辈子没做别的,就是公共卫生”。1987年在武汉同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拿到硕士学位之后,留美深造。先是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读卫生管理的硕士,之后在明尼苏达大学攻读卫生政策和管理的博士。从1993年年底开始到2013年的20年间都在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工作。期间对于国内外公共卫生领域的情况一直紧密追踪,对于科研、人才培养的情况,以及相关政策和社会影响上都十分熟悉。
虽然远在海外,但是刘远立做的工作一直十分“接地气”。在哈佛,最令他自豪的工作有两项:一是与哈佛其他同事一道创建了服务于全球医改的一个新的交叉学科——卫生体系学, 并于2014年9月在中国MOOC大学开设了协和医学院第一门网上公开课《卫生体系学》;二是在非典以后在哈佛创办了一个中心(“哈佛中国行动计划”),专注于帮助中国卫生系统培训高官高管,搭建了高端对话平台,包括在2007年、2009年成功举办了两届中国社会发展论坛,并从2011年起,组织年度“中美健康峰会”。
相对较单纯的理论研究,刘远立更加注重应用层面。从1993年到2001年的8年间,他与国内外9家医科大学及相关机构合作,在中国300个贫困县进行调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从1997年到2001年,该项目组在8个省的10个贫困县里进行了恢复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试点,试点的结果证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现代社会中有很大的必要性和极强的可操作性,因病返贫的农村家庭可以因此得到帮助,该试点研究报告于2002年发布。也正是在当年的10月28号,我国召开了建国后的第一次全国农村卫生大会,会上一共出台了8个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文件,其中有6个与新农合有关。
“上世纪中期集体经济时代农村有人民公社,98%的农民有合作医疗的覆盖。改革之后实行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解体,合作医疗制度就垮了。老百姓得了病需要自己花钱,甚至有句顺口溜儿叫‘小康小康一场大病就泡汤’。”刘远立至今对自己在陕西、山西、云南、贵州等地调研时看到的情景印象很深:“农民得病后先借钱,然后变卖家产,最后甚至卖掉种猪去看病,真得很惨。”
或许因为童年时代跟随在工程兵部队当军医的父亲走南闯北,刘远立心底一直保留着一份对于农民的朴素情感。小学阶段他基本都在农村、特别边远的山区读书,和农民的孩子们在一起。他回忆说:“战士们晚上搭帐篷睡觉,我们家人就在牲口棚里撒石灰、铺草垫。爸爸白天给战士看病,晚上给乡亲们,甚至还有牲畜看病。那时候我就想,等长大了一定要尽力而为帮助那些可敬可爱可怜的农民兄弟。”刘远立告诉记者说,社会里99%的人的命运其实掌握在不到1%的人手上——“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客观现实,问题在于那1%的人怎么想,是真得想让别人过得好一点,还是只想着用权力满足私欲?”
相比之下,两届中国社会发展论坛的主题要广得多。2007年,第一届中国社会发展论坛在中共中央党校举办,讨论的问题涵盖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多元化价值观与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国的教育领域的改革、民主与法治等等。“讨论的问题非常广泛,当然也有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刘远立补充道。2008年,刘远立与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一行在人民大会堂受到时任国家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的亲切接见,并受校长委托向习主席汇报了“哈佛中国行动计划”的工作,得到习主席的赞赏和鼓励。2009年,第二届中国社会发展论坛在哈佛成功举办。
2008年,有两件事让刘远立至今印象深刻。一是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他在第一时间与李蔚东等老师一道与北京红十字会合作建立了“全民健康烽火基金”,整合国内外优质的资金和技术资源,在汶川的灾后重建中,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移动诊疗中心;二是与时任汶川县长的张通融一道,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全民健康示范县。
移动诊疗可能不是个新鲜事物,但是成系列、有建制的全科移动诊疗中心在当时的中国农村属于首创。刘远立在2008年出版了《构建全民健康社会》一书,书中提出我国朝着全民健康社会迈进需要三位一体的战略:首先要建立服务全民的健康服务体系,这是医改的首要任务,但仍然不够;其次要有蓬勃发展的健康经济,既是指经济本身的健康化,也包涵传统健康产业和新兴的保健产业;在此基础上再广泛普及全民健康文化。
“这本书影响力不大不小,但让我非常得意的是有一个人把这本书的理念第一个融会贯通并付诸实践了——正是汶川县长张通融。”全民健康示范县公共服务标准已经通过了国家标准委员会的验收。刘远立补充道,“这是别的地方没有的,健康城市和卫生城市是有标准的,但是健康农村是没有标准的,健康县也是没有的。但是在我们这里摸索出来了。”
勇于探索 在公共卫生领域开辟新天地
北京协和医学院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医学院之一。成立之初,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成立,不少系主任和教授都由美国人担任。其中公共卫生系的首任系主任兰安生(JohnB.Grant)与当时的北平市警察局合作,于1923年成立了城市公共卫生事务所,名为“第一公共卫生事务所”。
1954年,北京协和医学院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合并,后来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简称CDC)成立,合并之后的预防医学科学院搬离,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公章也被一并带走。“自CDC成立之日起,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作为一个实体就不存在了。”而刘远立归国的重要理由之一,正是重建有着悠久历史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作为兰安生的后辈,这在同样长期从事公共卫生领域研究的刘远立看来也十分有意思:“我们早期搞公共卫生的人,就懂得多部门合作,警察是公共安全的领域的,‘卫生’顾名思义是捍卫生命的。只不过我们防范更多的是天灾,警察防范的是人祸,其实我们是天然的盟友。但我们现在的CDC和公安部门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有多少紧密合作?但兰安生时代就已经意识到公共卫生就是需要大联合、大协调。”熟谙院史的刘远立另外提到的一个关于兰安生的故事是,他开创了所谓的“定县模式”,协和公共卫生的前辈们在河北定县建立了第一个三级医疗服务中心,训练了很多基层服务人员,正是赤脚医生的前身。
“协和公共卫生学院的发展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我们要担负的任务和使命是在内容上拾遗补缺,形式上改革创新。”刘远立如此归纳总结自己的建院方针。
谈到如何定义新型公共卫生学院,刘远立回答说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中国的公共卫生发展到今天面临哪些主要挑战、需要哪些新领域、新人才;二是国内外公共卫生作为一个交叉学科,有哪些学科特点,国内的公共卫生学院与国外同类院系相比有哪些优势、弱势,如何扬长避短。刘远立将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间的“健康强国”时代,改革开放到“非典”之后的“健康民生”时代以及当下所处的“健康发展”时代。
“1950年8月份,新中国刚成立不到一年,中央政府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卫生大会。要知道第二次是在1996年才召开的。第一次大会上就通过了我国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在今天也是有用的;当时成立了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这个组织到今天还是存在的。”或许有人会好奇,为什么革命家会在百废待兴的时候首先如此重视公共卫生?刘远立回答说,因为“他们知道长期以来中国人背负‘东亚病夫’的帽子,很难想象体弱多病的人能保家卫国、建设新中国,有了健康才能搞生产,何况可能还要随时准备打仗”。刘远立评价,四大方针为中国能在经济十分落后的情况下成功地实行了第一次卫生革命功不可没。
“70年代末,WHO提出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其实当时有底气提出来,主要就是因为中国走出来了这条道路。虽然经济落后,但是可以把平均寿命几十岁的提高。这与我们重视以预防为主的公共卫生分不开的,特别是传染病,几乎一夜之间消灭了性病。成为世界样板,为世界称颂。”
随之而来的健康民生时代也得益于之前打下的基础。刘远立曾多次到访非洲,医疗落后国家因为艾滋病、疟疾等传染性疾病,平均寿命大概只有36岁。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前20多年时间里,经济增长很快,但是社会领域,特别是公共卫生领域,发展相对滞后。“主要原因还是政府重视不够、投入很少,‘非典’疫情的爆发在某种程度上是个警钟。”刘远立始终坚持认为,一个国家两手都要硬,经济和社会发展都要抓,“特别是医疗卫生”。他指出,中国过去的高发展速度是以高能耗、广污染为代价,是“健康危害式的增长模式”。
“‘非典’让我们意识到,如果不抓公共卫生、社会不稳定,经济发展也会遭受非常大的损失。据估算,两年之间中国经济损失了500多亿美元。‘非典’是一个分水岭,之后我们对公共卫生的改革非常重视。”
刘远立举例道,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便是迅速建立了乡以上的直报系统,结束了层层上报的历史,现在乡卫生院发现了甲类传染病的疑似病例,第一时间网上填报,然后CDC马上就可以监测到。“网上直报系统‘非典’之后很快就建立了,很厉害。”刘远立感慨道。
而在健康发展阶段,整个社会对健康的认识都提升了一个水平。“健康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消费,而是重要的投资。健康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例将会越来越大。国务院2013年40号文出台也把我们健康服务业大发展定位为我们国家经济结构转型、打造经济升级版的战略机遇。我们现在真是进入一个健康服务业大发展的阶段,对于产业链的拉动,就业机会的提供,潜力和增长空间都非常大。”在健康发展阶段,传统公共卫生领域没有办法很好地适应当下需要,主要因为正面临三个大的挑战:人口结构的转型、疾病谱的改变、伤残模式的改变。
“到2020年,我们的老年人口可能会超过整个美国的人口。‘银发族’迅速增多,加上独生子女比重上升,赡养系数不断升高,人口红利迅速消失。人的寿命越来越长,本来是好事,但是随之生病的人数就会越来越多。这是没有办法绕开的挑战,刚性需求上升,资源有限,现有的健康医疗服务体系如何变得更加高效,成为第一大挑战。”刘远立提醒说,医疗服务配套设施的建设永远不可能跟上需求增长的速度,只能通过提升效率的方法满足需求。
而疾病谱的转型也格外需要注意。刘远立指出,20多年前主要疾病是传染病、营养不良等,而现在80%以上是非传染性的疾病。“从流行病学角度来讲,我们现在进入了慢病时代。慢病时代,前方作战的不是我们医生护士,而是患者和他们的亲友。”因此,受国家卫计委宣传司的委托,刘远立教授带领团队与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和亿康通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紧密合作,开展“国家健康促进智能网络平台”的试点研究,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让民众打开手机就能随时查阅到权威、规范、有用的疾病和健康相关知识并同自己的家庭医生互动。除了“全民作战”的新形势之外,疾病谱转型带来的另外一个影响是,所谓“健康”不再单单指身体上,同时也包括生理、心理和社会健康的问题——这些恰恰是传统公共卫生体系忽略的内容。
“这也是为什么医患关系如此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很多人以为来看病的是机器,修理一下就完事儿了。但其实很多时候来看病更多地是为了寻求关怀、倾听、呵护。我们注意到这个巨大需求了吗?我们有能力和动力去提供这些服务吗?”
承传创新 中西合璧促改革
考虑清楚了现代公共卫生学院承担的责任与使命之后,刘远立结合自己多年在国外工作研究的经验,对于中外公共卫生学院的模式和建构进行了对比。他指出:“我国的公共卫生学院基本上是苏联模式,有两个特点:卫生防疫以传染病为主、强调技术的专业化。具体来看就是我国的公共卫生学院一般都有一个本科,虽然拿预防医学学位,落脚还是医学,五年学制的前四年和医学一样,第五年医学生去医院轮转,预防医学生到防疫站。国内比较强调本科教育,研究生则是专业化。我国模式的优点是专业性很强,学生的生物医学知识牢固,但缺乏满足全面健康各个诉求的能力。”
“国外的状况刚好相反。公共卫生学院大部分是研究生院,是专业学院,公共卫生更多地被看作是大公共卫生的概念,希望培养出来的人眼界比较开阔,能起到协调和动员的作用,而不是专业的技术服务。公共卫生学院的人员来源很广,可以是学文的、学理的,也可以是干律师的、从政的……”
相较学生们在什么水准的杂志上发表了多少“自娱自乐”的文章,刘远立更看重他们到底能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样的价值。
在院校强有力的支持以及刘远立的主导和推动下,协和公共卫生学院已经建立五个学系。第一个是在原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流行病学和卫生统计系基础上进行强化,另外四个系则需要从头开始:卫生政策与管理;行为科学与健康传播;职业健康与环境卫生;营养、食品与药品安全。要把握“四个抓手”,即“合理的膳食、适当的锻炼、微环境健康的防护和心理呵护”。“我就是围绕着公共卫生现在都需要什么、中国缺什么来打造五个学系,再成立若干个学术中心,来推动整个学院的发展。”
谈到人才培养,公共卫生学院是要培养“丁字型”人才,学生一定要有一个横断面的广泛知识涉猎。侧重四个核心的素质:“爱国的情操、健康的身心、求真的精神、创新的能力”。打造一流的公共卫生学院、为中国卫生体系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是刘远立离开美国归国时为自己立下的两大理想。
做“有用”的学问自然离不开近几年被全社会广泛关注的医疗体制改革,刘远立为此几乎是“放下背包就投入战斗”,带领团队积极参与深化医改的一系列研究和试点工作中,已经完成包括中国医疗行业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研究、县级公立医院改革案例编写、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购买机制研究等课题。刘远立教授最近分别发表在《健康报》、《中国政协》和《行政管理改革》上的三篇文章(“论医疗行业的6大特点”“正确处理深化医改中政府与市场关系”“深化医改要符合科学发展规律”),是他作为一个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的专家实现其“知识报国,为我国深化医改的顶层设计提供智力支持”强烈愿望的具体行动。
说到面临的困难,刘远立略作停顿,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说道:“困难一直有,办法永远比困难多。”在他看来,不管是旧体制的束缚,还是因为种种原因不作为的官员,其中最大的挑战是不同利益体之间的平衡。
“最好是以共赢的设计来推动。这需要很多技术和艺术,我们很多人理想主义色彩浓,但遇到现实你会发现仅仅有理想是不行的,关键是要找到不同利益诉求的最大公约数。”
谈到未来,刘远立这位上世纪60年代初出生的学者,显得有些激动:“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在有生之年经历三个时代:生长在毛泽东时代,成熟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投身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时代,太幸运了,能不只争朝夕吗?”
来源:科学中国人 2015年第6期
协和公卫学院院长刘远立:创新是挑战 更是乐趣
他是一名不懈的医改推动者,多年来他“身在曹营心在汉”,中国情结越来越浓;他是一位另类的院长,离开哈佛的象牙塔,跑到北京挤地铁;他是一个爱折腾的创新者,创新对他来说是挑战,更是乐趣;他,就是今年九月出任协和公卫学院院长的刘远立。
如果说中国的医改为胸怀抱负的社会科学学者将其思想和理论转化为实践,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舞台,那么今年九月份出任北京协和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的的刘远立就是被医改这个大舞台所吸引的众多学者之一。在美国生活和工作26年、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执教20年后,刘远立选择了加盟协和,彻底回国发展。
或许,他的这一决定对有些业内人士来说有些突然,但对他自己来说却绝非出于偶然。
一位不懈的医改推动者:身在曹营心在汉中国情结越来越浓
尽管在哈佛大学执教多年,但刘远立与中国医改的关系却从来没有因为中美之间的遥远距离而割断。他曾用“身在曹营心在汉”来形容自己,并且觉得“自己的中国情结一直在那里,而且变得越来越浓”。
从80年代留美攻读博士开始,他就一直关注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并且做了大量的工作。2003年“非典”以后,刘远立更是把研究和工作的重心完全放在了中国的医改上。
在刘远立看来,这些年来自己所做的推动中国医改的工作中,有两件事情令自己很满意。一件是从1993年起,与众多专家学者一起在国内113个贫困县开展调查,在8个省的10个贫困县开展医疗保障试点,进行长达了为期7年的研究,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件是2011年,他率领哈佛团队对中国的急救医疗保障现状进行了调研,推动政府出台了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的相关政策。
一名另类的院长:离开哈佛的象牙塔跑到北京挤地铁
与人们脑海中哈佛教授在象牙塔里自由论道的那种高端洋气的画面大相径庭,刘远立回国后的工作条件却可以用“艰苦”来形容。
他曾在微博上幽默地自嘲自己第一天赴任协和的途中经历:“背着装有电脑的沉重书包,自以为早上7点一刻地铁不会那么挤,没想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被‘簇拥’着上车后,50分钟为有一席立足之地而挣扎的路途上还要不断跟那些‘亲密无间’、怒火中烧的愤青们做些消防工作。这就是我今天正式走马上任北京协和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所被举办的一场别开生面的欢迎会!”
不仅如此,为了协和公共卫生学院的筹备和创建工作,他常常午夜之后才能入睡,而早上为了避免人流高峰需要在7点之前就赶到地铁。对此,他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刚开始创业嘛,辛苦是自然的。”
一个爱折腾的创新者:创新是挑战更是乐趣
新工作虽然十分辛苦,刘远立却乐此不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就是“爱折腾”,喜欢做一些别人没有做过的事,喜欢创新。
创新融入了刘远立的所有工作。不论是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与其同事共同创立卫生体系学,还是在2005年创立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项目部,致力于研究和解决中国医疗卫生问题;不论是建立哈佛大学与国内高校的纽带,担任清华大学卫生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并作为领衔专家策划提交新医改的清华方案;还是赴任北京协和医学院,设计规划新的公共卫生学院,刘远立都把创新不仅仅视为一种挑战,更视为一种乐趣。他说,“创造一个从无到有的东西,我觉得很好玩。”
作为协和公共卫生学院的院长,刘远立会把哪些公共卫生教育的国际经验和理念引入国内?他又会如何创新和推动中国的公共卫生教育?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刘远立回国发展?他又为什么决定加盟协和?为了揭晓这些问题的答案,近日健康界对刘远立进行了独家专访。
健康界专访刘远立
中国医改对我,既是机遇,也是责任
健康界:您在哈佛大学执教20年后,为什么决定回国发展?
刘远立:首先是责任感的驱使。我们60年代的人有一种很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希望为国家做点贡献,不想只是呆在象牙塔里轻松度日。尽管一方面我非常热爱自己的教师职业,很享受哈佛自由的学术氛围,同时我还可以从聪明的同事和学生那里学到很多东西,而且学习本身就是我生活兴趣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另一方面,公共卫生毕竟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在象牙塔里待时间长了,对实践的影响力就会比较小。
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型阶段,人口结构、疾病谱和伤残模式的转型是我们未来的三大主要挑战,这必然会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压力,同时也给我们的公共卫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常常讲“看病难、看病贵”,但是如果我们还是一味地只重视治疗,不抓公共卫生和预防,那么无论我们建再多的医院和药厂,生产再昂贵的器材,都会无济于事。毫无疑问,中国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公共卫生,肯定是不行的。而搞好公共卫生是需要一批人扎扎实实去做工作的。
尽管我在美国呆了26年,我的中国情结却一直在那里,而且变得越来越浓。我在哈佛呆了20年,从2003年非典开始,我研究和关注的重心一直是中国,包括在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创建中国项目部,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担任卫生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等等,也做了不少工作。但是,这些年来我总觉得自己没有直接地做贡献。所以,我希望回国能直接地做点贡献。
其次,我的专业是卫生政策与管理,中国的医改一直是我专业的重点。在哈佛,我和同事创立了卫生体系学。如何将这门学问与实际相结合,帮助自己的祖国把我们的卫生体系梳理好,建立一个更好的医疗卫生体系,这是我做学问、做事情、做人有机结合起来的不可多得的机会。
健康界:您作为卫生领域的专家,在某种程度上也参与了中国的医改。医改是否也是您回国的一个重要诱因?
刘远立:是的。我本来以为,国家这么重视医改,而且医改的大政方针已经定了,医改只要慢慢往前推进就好了,但没想到医改的推进却是如此困难。现在医改里容易做的事情我们都做了,比如花钱翻修乡镇卫生院、增添新设备、培训乡村医生、扩大县医院等等,但花钱能解决的事都不是难事,我们都能做得不错。
现在我们的国家领导人经常提两个词:攻坚战、深水区。也就是说,我们的重大体制机制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医改离真正的成功还有相当的距离。
这些年来,我作为这个领域的专业人士,也是哈佛中国项目部的主任,多多少少也赢得了各个方面的一些信任。这对我来说,既是机会,也是责任。我希望充分吸收利用有价值的国际实践经验,通过卫生体系学的理论把我们的医改往前推。
当然,个人的力量永远是有限的,我也不指望一定被社会、政府、学术界所认可。但是,首先我希望被自己承认。同时,一件事情,如果你不去做的话,你永远不知道能够做到什么程度。
出几个好主意、出几本好书、培养几个好人才
健康界:国内的平台很多,您为什么选择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呢?
刘远立:既有现实的选择,也有虚荣心的驱使(笑)。
从现实的角度来讲,我愿意留在北京。因为公共卫生作为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与政府决策的关系非常密切。北京距离决策部门和决策者更近,这样我可以更直接方便地对政府决策提供力所能及的咨询和支持。
说出于虚荣心的驱使,是因为我在哈佛呆了20年,对品牌还是非常重视的。而协和是中国顶级的医学殿堂,北京协和医学院与中国医学科学院是一家人,其医学科学的实力自不待言。同时,医科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的领导力邀我加盟协和的诚恳和热情令人感动。还有,北京协和医学院在过去是有预防医学和公共卫生光荣传统的。
北京协和医学院在100年前成立之初,是非常重视预防医学和公共卫生的,曾经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第一位公共卫生学教授兰安生(JohnB.Grant)1921年成立了公共卫生系。1927年,他又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城市公共卫生事务所,当时城市公共卫生事务所是与北京市警察事务所一起工作,负责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后来,兰安生又在河北的定县建立了第一个县乡村三级医疗网,培训了中国的乡村卫生员,这些乡村卫生员负责农村地区的公共卫生、防疫宣教工作。后来,美国的一些一流大学比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 Hopkins University)提出的公共卫生社区模式,事实上他们都是受兰安生理念的启发。
所以事实上,协和是有预防和公共卫生的传统的,但几十年来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部分学科和教育被中断了,成了空白。原来,在医学科学院下面还有一个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90年代末期,预防从医科院分出去成立了中国国家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北京协和公共卫生学院就名存实亡了。这些年来,北京协和公共卫生学院的牌子还在。如果你上协和的官网,会发现公共卫生学院还在上面,但点击公共卫生学院却进不去。
另外,我这个人爱折腾,喜欢做一些别人没有做过的事,喜欢创新。创新对我来说既是挑战,更是乐趣。创造一个从无到有的东西,我觉得很好玩。
健康界:您期望在协和这个平台上,如何实现自己的目标和价值?
刘远立:简单地概括,我想做三件事:出几个好主意;出几本好书;培养几个好人才。
首先,我想为医改出几个好主意。希望政府采纳这些建议,并且对医改和医药卫生事业确确实实能起到推动作用。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自己有两件事做得比较满意。一件事为推动中国的新农合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当然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的结果,而是一群人努力的结果。从1993年到2000年进行长达7年的调研和试点研究,在2002年的全国卫生大会召开之际,上书中央领导,建议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彭佩云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还把我的信复印了若干份与中央高层讨论。第二件事,是促成了急救医疗相关政策的形成。2011年底,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急救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发出强烈呼吁之后,带领哈佛的一个团队进行调查研究,撰写了报告。然后,发改委的领导找我约谈了两次。今年2月,关于疾病应急救助的相关政策已经出台,并且设立了疾病应急救助基金。从这两件事可以发现,从我们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政策建议,到政策形成、对医药卫生产生直接影响的周期越来越短。新农合经历了七八年的时间,急救医疗保障则只经过了一两年时间。未来,我要带领我的团队围绕医改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一些应用型的研究,争取再为国家出几个科学、有效、可行的好主意。
其次,是出几本好书。一方面,我希望对国内的学者有一个交代,厘清我们的医改背后的理论支持、顶层设计的思路框架、以及各地的实践经验,把这些东西做一个系统全面的总结,然后把这些东西在国内、国际进行分享。我认为这个工作是非常有意义和作用的,但这项工作并不容易。因为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讲1是1、2是2,实验室的发现比较直接;而社会科学不能仅依赖数学模型,其中很多东西都是非常模糊的。尽管不容易,但我们还是要做,将来我会带领我的团队,基于中国的实践对卫生政策与管理相关领域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
第三件事是培养几个好的人才。我希望围绕公共卫生的重大领域培养一些优秀的人才,期望在我退休的时候,这些人能成为中国医药卫生界的领军人物。他们一方面要有扎实系统的学术知识和素养,另一方面最重要的,他们需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具有非常开放的心态,能够虚心学习。但学习不是为了被动地跟随,而是为了更好地开拓创新和引领。
政府职能部门应设首席公共卫生官
健康界:中国的公共卫生教育与国外相比有哪些差异?
刘远立:与美国相比,中国公共卫生教育有两个明显的不同:第一,在国内,公共卫生的学生以本科生为主,本科生的数量很大;而在国外,公共卫生学院作为一个专业学院是一个研究生院,国外的公共卫生学院基本上不招收本科生。第二,国内的公共卫生的本科生医学基础比较扎实,他们大部分是预防医学出身,前三年的基础课程跟临床医学生的课程基本上是一样的;而国外有医学背景的学生在总的公共卫生的学生中占到的比例不到1/3。
健康界:中国的公共卫生教育存在什么问题?
刘远立:一方面,在公共卫生人才的选择方面,我们挑选人才的范围还比较狭窄。另一方面,在对学生的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方面,有许多重要的知识和技能我们都忽略了。
刚在我提到,国内公共卫生教育的两个显著特点,这两点对我们来说,既是优点也是缺点。优点是我们的公共卫生的学生大都是学医出身,医学知识很扎实。缺点也很明显,如果这些学生的知识面非常窄的话,离公共卫生实践和科研的要求会有一些距离。
因为与临床医学相比,公共卫生有三个明显的特点:公共卫生针对人群,而临床医学更多针对个体;公共卫生针对预防,临床医学强调治疗;公共卫生要把预防的工作搞好,需要多部门的协调,临床医学没有这个需求。
所以,公共卫生是一个大卫生的概念,因为影响健康的因素很多都在CDC和医院的控制之外。一方面,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要紧密结合,因为医生如果没有预防医学和公共卫生的理念和方法,他们就无法与病人有效地沟通、无法有效地进行健康教育,这意味着医生就失去了在社区公共卫生中发挥引领作用的机会。另一方面,越到健康危险控制因素的上游,越是涉及到整个社会方方面面,包括农业、工业、交通、环保等所有部门。因此今后所谓的公共卫生的专业人员不仅仅是呆在CDC这个专业机构里。
健康界:您觉得将来的公共卫生教育应如何改进上述问题?
刘远立:我的设想是,今后公共卫生培养的人才应该涉入到与民生有关的所有的政府决策部门。我早在2010年由北京市发改委医改办委托的“健康北京2020”的课题中提出,要在政府职能部门中设立首席公共卫生官/首席公共卫生科学家的职位,从而把大卫生、预防和危险因素控制的概念贯彻到政府的社会经济规划的重大活动当中。
显然,未来多部门合作、多部门协调的公卫格局,要求公共卫生人才具备新的知识和技能,包括对影响健康因素的全景的全新的认识。未来的公共卫生教育,要让学生清楚地认识和了解在国家的重大政策中政府、市场、产业、学界发挥作用的机制,要让他们不仅要知道CDC是干嘛的,医院是干嘛的,社会是怎么组织起来的,人们的生产生活是怎么组织起来的,还要培养他们沟通、动员、组织、协调、领导的能力,而这些能力在我们现在的公共卫生教育中是不太重视的。
健康界:对于推动国内的公共卫生教育,您认为有哪些国际理念和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刘远立:2010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院长JulioFrenk和美国中华医学会的主席LincolnChen一起做联席主席,率领全球几十位顶尖专家一起发表了《21世纪卫生专业人才教育的发展报告》(Health professionals for a new century:transforming education to strengthen health systems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这份报告是为了纪念Flexner报告发表一百周年。
一百年前,有一个叫Flexner的人组织了一些人进行调查研究,发布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的发表是对现代医学教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事件。在该报告发表以前,当时的医学教育处于类似于作坊式的教学阶段,并没有现在医学院的这种系统性的、组织化的医学教育。Flexner认为医学的教育应该从教会单个医生作坊式的教学转移到大学里来,从而开启了现代医学教育100年的历史。因此,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院长JulioFrenk和美国中华医学会的主席LincolnChen一起领衔,率领几十位专家回顾了过去一百年医学教育的历史:看看我们走到了哪一步,处于哪个阶段,接下来我们该怎么走。
我仔细地对这个报告进行了学习。根据这个报告,医学教育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以解决问题为基础(problem-based)的第一阶段;以科学为基础(science-based)的第二阶段,也就是说,物理、化学、生物学上有什么进展,在医学上也会有相应的应用,同时在医学分科上也是同样;第三个阶段是以体系为基础(system-based)的阶段。现在的医学教育处于第三个阶段,以体系为基础的教育要求,给学生传授什么知识和技能或怎么传授,要基于市场和卫生体系对知识和技能的需求为导向,而不是依据我能教什么,我就让你学什么。
如果概括这三个阶段教育的特点的话,第一个阶段是信息性学习(informative learning),主要提供信息;第二阶段是形成性学习(formativelearning),主要是塑造你,让你成为一个医生;第三个阶段是转化性学习(transformative learning),让你成为领袖。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处于剧烈变化的世界,因此应该培养学生的应变和领导能力,让他对发生的变化能有预期,并且有能力去应对。
这个报告对我设计协和公共卫生的发展规划是非常有帮助和启发的。很多问题,我们的学生在课堂上没学过、没见过、没听过,但是也可以通过转化性的学习去解决。我相信这一点对于我们进行教育改革、教育创新也是同样非常有意义的。
现在是优秀人才进入公共卫生领域的黄金时代
健康界:您将如何把哈佛的先进理念引入协和的公共卫生教育中?
刘远立:我在哈佛任教期间也参与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改革。事实上,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改革的发起者正是《21世界卫生专业人才教育的发展报告》的重要作者之一--JulioFrenk。他当时刚上任哈佛公共卫生学院院长不久,希望借报告发表的机会为指南,对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建设进行一个彻底的改革。
在过去3年的时间里,我们定期开会,讨论如何对哈佛的公共卫生教育进行改革。我们的改革主要有3个方向。
第一,培养“丁字型”人才。公共卫生的学生一定要有一个横断面的广泛知识涉猎,同时也要在一个领域要有深入的涉猎。
第二,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事实上,这一点遭到了相当一部分的教授反对。他们认为,作为世界上最一流的大学,哈佛的任务是做科研、创造知识,而不是传播知识。传播知识可以由其他学校去做。而JulioFrenk则坚持推动和强调实践,并且创立了一个公共卫生领导力(public health leadership)的博士学位,要求这个学位的人才培养不仅要进行研究,而且还设计了实习、案例研究等一揽子计划。
第三,充分拥抱教育领域的MOOC革命(massive openon-line course revolution)。这是一个由斯坦福大学和MIT引领的潮流,MIT现在2000多门课在网上免费向所有人公开。斯坦福大学有几百门免费课。今年哈佛有2门免费课程在网上公开。其中的一门就是由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提供的生物统计的基础课。
借鉴过去一百年的经验,我考虑哪些教训要避免。这份报告对我有两大启发:第一,公共卫生需要什么样的人。将来我们培养公共卫生发展需要的人才,首先是需求为导向。其次教育的主要原则和指导思想不只是单纯地传授知识,而在于能力的培养。
健康界:您是如何设计和规划协和公共卫生学院未来的发展的?
刘远立:北京协和公共卫生学院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科学化、国际化、现代化。
我们现在设计和规划协和公共卫生学院未来的发展,主要有三个基础:首先是对中国现实的分析。我们需要在研究的基础上回答:我们现在的教育缺乏什么以及中国的发展需要什么?其次是国内国际经验的总结和启发,《21世界卫生专业人才教育的发展报告》就是一个例子;再就是将保持和进一步加强与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的紧密合作。
我们协和公共卫生学院的使命是基于科学发现与科学证据,通过开创、传播和转化知识,参与政策制定和实践,教育和培养公共卫生领导者,推进人类的健康发展。
健康界:与国内其他公共卫生学院相比,未来协和的公共卫生教育主要有什么特色?
刘远立:未来协和公共教育,我们主要有这几个特色:
第一,把学位教育与非学位教育紧密地结合。在当今信息化的时代,教育不再是大学里3、4年的事情,而是终生的事情,作为一个公共卫生教育机构更是如此。因此,要推广继续教育的概念,并且让它发挥作用。
第二,我们的人才培养要基于能力的设计,对核心的能力进行拾遗补缺。我们要培养一批优秀的卫生政策和管理的人才、以及对健康传播起引领作用的人才。
第三,重视实践。我们要恢复一些实习基地,此外我们要充分运用现代化技术,拥抱MOOC革命。最近,我们打算召开一个关于MOOC的研讨会,我们协和与北大、中山、复旦公共卫生学院和护理学院的院长将聚集在一起,讨论一下在MOOC这个领域我们四个学校可以一起做些什么。
毫无疑问,将来我们教育的内容和方式都会有很大不同。由于这种不同,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现在是优秀人才进入公共卫生领域的黄金时代--与过去只有学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的才能进入公共卫生领域相比,现在强调多学科。今后做的事情也更加有意义,而不仅仅是毕业以后就去医院或者CDC,以后可以去的地方很多。
来源:健康界 日期:2013-11-18
刘远立:改革的目的是提高公立医院的绩效
核心提示:公立医院改革虽取得阶段性成果,但总觉困难重重,主要是没搞清改革目的。事实上,改革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为了改善和提高公立医院绩效,尤其是质量、效率和公益性的量化。在11月16日的中国医院院长年会“新医改五年与公立医院改革展望”分会上,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刘远立分享了公立医院的绩效评价的具体内容。
公立医院改革虽取得阶段性成果,但总觉困难重重,主要是没搞清改革目的。事实上,改革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为了改善和提高公立医院绩效,尤其是质量、效率和公益性的量化。在11月16日的中国医院院长年会“新医改五年与公立医院改革展望”分会上,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刘远立分享了公立医院的绩效评价的具体内容。
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刘远立
科学评价是系统总结经验教训的重要依据,是积极促进公立医院行为改变的动力与压力。绩效评价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它包括三个体系的建立,首先是将公立医院的绩效目标转换为一个可测量的指标体系,然后依据这一指标体系进行检测,最后根据检测的结果做反馈。三个体系的建设,才完成了公立医院改革和基于科学评价的工作过程。
而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刘远立看来,公立医院的改革,评价其好坏无非是三个大的目标,即质量、效益以及公益性。但具体怎么测量,特别是如何测量公益性,目前依然没有定论。在此次论坛上,刘远了对三个绩效指标如何转换为可测量的指标进行了概括。
测量的质量
临床疗效最为重要
过程指标是不是按照标准的临床路径走,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医院的质量,其中最重要的指标就是所有工作的结果和效果。设备和药品的质量上去了,是否就代表患者的病就治好了?结果显然不是这样的,因此,测量的质量,从供需双方来讲,临床的疗效最为重要。
“一个医院的疗效有很多的因素,我们看作两个主要函数,一个是医院做得好坏,第二个是跟病人的个体差异有关,年纪大小,病情的轻重和复杂程度有关。因此一个没有经过校正和标化的指标,例如初始死亡率不能客观的反应医院的实际水平。大的医院,技术水平高,危重病人收得比较多,不能将危重高的病人死亡率看作是技术水平差,这样的矛盾怎么办,国际针对这些矛盾有三个主要的措施,不再对医院死亡率和治愈率的指标进行对比,而是一个病一个病的进行比较,同样相同的疾病,你的疗效和我的疗效进行对比”,刘远立进一步解释道。
必须从多种唯度考虑指标的体系和互补性。近三年,刘远立带领的哈佛医疗团队和中国医院管理研究所,对公立医院的绩效指标体系发展进行了研究,核心指标是标化死亡率,以及住院病人合并症发生率、合并症抢救后失败率两个辅助指标。用这一系列指标,对一个大城市40家三甲医院2006年到2010年的400多万住院病人的病历资料进行了分析。其结果指标显示,六年来医院的死亡率是下降的。并且将这一标化指标跟国际大医院相比,也能看出我国的大医院并不比发达国家的差。而合并症则呈上升趋势。刘远立介绍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入院病人的复杂性增加,也可能是登记报告制度的完善,他认为这不能看成是质量下降的表示,而应该是基本的趋势。
“有一个趣的结果,我们发现,首先,疾病的死亡率不做标化和做了标化的结果差异很大,不做标化的医院排名第八,做了标化后可能排名第一。因此我们做医院绩效标准的时候,要将病人的结构考虑进去”,同一个医院,不同指标之间缺乏一致性,也就是说,心梗做得很好,不代表脑梗做得好,脑梗做得好,不代表肺肿做得好。“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刘远立强调,“我们发现三甲和三乙医院之间,所有的指标中没有统计学和显著学的差异,也是对现有的等级评审制度的科学性和可靠性提出了疑问,这是第一个指标,我们要懂得如何测量。”
费用越高,并不意味着效果越好
医院的发展规模是需要控制的
效率包括技术效率投入和产出的比率,但是从社会大众来讲,应更重视的是投入和产出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就是人群之间的健康状况,是否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因此是配置效率,而不是单纯的强调技术的效率。
那么,要如何测量效率呢?同样是需要标化。核心的指标是将病人病情的轻重进行了标化后,再看花费。而辅助的指标,包括一病人一平均住院日,费用指标和主要指标的关联性。
“费用的结构,以脑卒中为例,40家大医院,以药物为主,我们看药物收费和检查收费占的比例比较小,这些年都是这样的,每一个疾病进行梳理,结构变化不是很大,不同的病种的情况是不同的,例如肺炎主要的花费是药物,搭桥主要是医疗费”,刘远立提到,医院之间费用的差别主要是来自于医院个体的差别,中国典型的三级医院,他们之间的费用差异,主要是由于病人的个体差异造成的。
“一个医院某一个科室质量好,另外一个科室另外一个病质量差,但是在费用上面,我们发现一致性很强,也就是说甲医院一个科室同一个病花费得比较多,另外一个医院相对少一些,这与整体医院的管理和文化有很大的关联性。”
刘远立还发现,医院越大,往往所需费用越高。因此,除了控制病人需要的因素之外,他认为医院的发展规模是需要控制的,医院越来越大,平均费用就会越来越高。而费用越高,却不意味着效果越好。事实上,他的团队将效率指标和投入指标进行关联性的分析,结果是没有发现差异。除此之外,他们又进行了回归分析,看看不同的医院和不同的病种的费用是否跟医院的特征,例如中医院,专科医院,综合医院等变量是否有明显的关系。一般国际上教学医院的费用会高一些,也表明成本会高一些,“但是我们国家教学医院没有呈现这样的显著特征,从另一方面提示我们,国家对于教学医院差异性的补贴,恐怕做得还是不够的”,刘远立补充道。
不同病人群体享受的待遇并不一样
投入上的差异并没有造成结果上的差异
全球对于医院的公益性,基本上有两个基本的共识。第一个共识,是要测量医院提供的服务,是不是在所有人群,不同阶层的人群中是平等,公平,没有歧视的,这是基本的标准。第二个标准,公立医院除了将自身的工作做好外,对于社区和大众的健康,给予了多大程度的关心和支持。
这就涉及公益性指标的标化,主要是看不同人群之间,所给的投入,在公立医院之间是否是有差别。平时我们看到有差别不平等的投入下面,是否造成了健康结果的显著性差异。
病人的分类一般是基于电子病例首页获得的情况,从而进行人群的分组。不同病人群体享受的待遇是不一样的,一个农村的病人和一个城市的病人,确实待遇是不一样的,“但有意思的是,这种投入上的差异,并没有造成结果上的差异。也就是说,你是大官和大款,可能多宰了几刀,但是并没有带来健康和结果上的实惠,反过来说,我们并没有对穷人或者是低收入的阶层,让他们造成健康和结果上多大的损失”,但是也有例外,刘远立还发现,他研究的40多家非军队的医院,虽然有军队来的病人,但是军队来的病人和其他的病人群体,不仅给予投入的少,自于军队病人健康的结果也有明显的差异,这是他担忧的一个情况,“我们的公立医院对于最可爱的人群,担任保卫国家安全部分人群的待遇和结果,我们要反思”,刘远立说。
演讲的最后,刘远立总结了他对公立医院改革的看法,他认为公立医院改革也要搞三“明”主义,第一,目标要清明,要将目标转换为可测量的指标;第二,检测要精明;第三,根据检测的结果,要实行奖惩严明。
来源:39健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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